能为建设新医院出点力感到高兴

王新领：董老，您好。您是第一批参加佑安医院建设的元老之一，给我们讲讲当年医院建设初期的情况好吗？

董久英：好啊！1956年初，正是国家困难时期，也是传染病猖狂流行的时期。当时北京仅有一所传染病医院，床位非常紧张，压力很大。经北京市委市政府批准在右安门外建立一所新的传染病医院—北京市第二传染病医院（简称“二传”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的前身）。北京市卫生局从几个医院抽调了张兆统、葛殿碧、吴仲康、李竹亭和我，我们五位同志组成了一个筹建班子。于1956年6月17日正式对外办公。

北京市第二传染病医院选址在城外西南角的右安门外。这里是右安门大队的一片菜地，建院时医院旁边便是粪坑，臭气熏天。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征收土地和迁坟。其中有十多户菜农，几十座无主坟墓和80余座旧坟，另外是菜地和芦苇坑。按照市政府规定，需要登报声明在一定期限内前来办理迁坟事宜，过期即按无主坟全部迁到郊区公墓，为医院开工创造条件。

在征用土地时，对于当地菜农，根据当时的政策是原拆原建——即用原房的材料按原样在另一处重建，这样就把他们的房子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为开工打下了基础。鉴于很大一部分工作对象是菜农，为适应他们的需要，打破工作常规，不分上、下午和星期天，我们都要工作。由于没有食堂和炊事员，只好去饭馆就餐。没有电源只好点煤油灯，没有水源只好去街心打水。喝开水用煤球炉子烧，煤球炉子还要兼做冬季取暖。由于不会使用煤球炉子，灭火是经常的事，冬季的室内温度可想而知。当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能为建设新的医院出点力，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医院是在一片废墟上建起来的

王新领：听了您的介绍，我们知道医院是在一片废墟上建起来的,当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记得有同事说当时刚刚参加工作，第一次来到医院报到的时候，医院门前是一条长长的小路，离公共汽车站很远。

董久英：是的。当年菜农逐渐搬走和无主坟迁走后，这里就成了一片废墟，既无水源又无电源，更无马路和公共汽车，晚上黑洞洞一片。夏季杂草丛生，冬季一片荒原。当时，从右安门到医院只有一条羊肠小路，按照规定由我院负责解决“三通一平”，即水通、电通、路通和场地平整。我们自行设计、自行施工，修建了从右安门到医院一条800多米长的马路，为医院开工打下了基础。也就是说当时号称“亚洲第一”的北京市第二传染病医院是在一片废墟上，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设起来的。

实行集体食堂制

王新领：当年医院正在建设中，大家伙的吃饭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董久英：1957年春，医院调来职工近10人，同时也有了一位炊事员。按照一般情况，应实行食堂制，吃什么买什么。当时考虑到人数较少，提供多种主副食容易剩下饭菜，经大家商量实行集体食堂制，即提供一种主食和1～2种副食，大家吃一样的饭菜，月终按平均数负担，同志们称这是共产主义。这样虽然有些不合理，有的吃的多，有的吃的少，有的甚至因故一天未吃，但大家没有任何怨言，而且非常高兴，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人员多了以后，便改成了食堂制。

为抢救患儿献血，我随叫随到

王新领：当年医院还没有全部完工，就开始接受病人了，这是为什么呢？

董久英：1958年末，医院建设工程尚未全部竣工时，接到市卫生局通知，社会上出现了传染病，主要是小儿麻疹肺炎。为了收治麻疹肺炎患儿，市卫生局决定立即开院。当年12月份就暂时开了两个病区共56张床位。来医院的病人中，有的急需用血，当时没有血库，只好临时找血源，几次找到我：“你是B型血请你献血200CC”。能为抢救患儿做点贡献我感到非常高兴，所以随叫随到。不但我是这样，当时的同志们都是血库，随用随取。

祝愿我们的医院越来越好

王新领：老一辈人对待病人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为了病人什么都肯做，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董久英：建院65年的过程，是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医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特别是近几年来医院有了更大的发展。医院的基础设施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医院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地位也发生了质的飞跃。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世界上也有我们的一席之地，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然而，此时此刻，我们深切怀念四位建院初期的元老。他们是第一任院长张兆统，共产党员葛殿碧、吴仲康和李竹亭几位同志，他们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如果在天有灵，他们也一定会对我们今天的辉煌成就感到高兴的。如今医院发展的这么好，我们的生活这么幸福，这与党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我们应该感谢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