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25岁，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了北京佑安医院工作，一干就是几十年。幼年时，母亲的身体很差，经常大把吃药，痛苦呻吟，当时的情形在我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我从小就树立了坚定的学医志愿，也决定了日后的专业选择。

第一次接触到艾滋病病人是在1990年。患者是一位50多岁的归国劳务人员，这也是我国首例正式收治的华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由于是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病，我和大家一样表现出了一定的紧张，但我和科室其他同事还是迅速投入到了救治这位患者的进程中。当时我们缺乏对疾病流行病学的认识，缺乏相关的治疗经验，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对自己做了全副武装，穿上了防护衣，戴上了口罩、防护镜，还穿上了高筒靴。

这副打扮显然对患者的情绪造成了一定影响，加上他本身对疾病的恐惧，于是他开始冲着我们发脾气，并乱摔东西。为了安抚患者，我对他进行了好长时间耐心的劝导。慢慢地，患者的心扉被打开了。他哭着说：“自从我得病后，亲人和朋友都不理我了，我越来越孤独，这比死还可怕呀……”通过这件事，我更深刻地知道，理解和关怀对于艾滋病患者来说和治疗同样重要。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经过30余年的探索与发展，我国目前在艾滋病的治疗和护理手段方面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人们已经可以用较平和的心态去面对这种疾病，而不再是“谈艾色变”了。

我在治疗艾滋病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也碰到过一些患者不配合治疗的情况。患者小赵的丈夫因为患艾滋病去世了，我们担心她也被传染，建议她前来做血检，不料找到小赵后，迎接我们的却是一通责骂，原来艾滋病已经在小赵的心里留下了巨大阴影，她不允许任何人提及此事。此时，我们开始不厌其烦地跟小赵讲解艾滋病的传染、预防，早发现、早治疗的重要性，渐渐地，小赵被我们说动了，主动接受了检查。小赵最终虽然仍没能逃过艾滋病的追杀，但她已经学会了直面自我。

而更让我们感到困难的是如何劝服患者的家人及朋友接纳患者。患者小张被查出患有艾滋病后，一直不敢就医，经过反复的心理斗争后，他最后决定来找我。记得当年的除夕，我和几位同事打算到小张家里去看看他。我们好不容易找到小张的家后，在院子里发现了一个老太太，而当我们向她打听小张时，老太太大吼了一声：“没有这个人！”后来经过其他人指引，才找到小张，一见到我们，小张就哭着说：“那是我妈，她已经不认我了！”。

这些情况主要是由于患者对艾滋病缺乏了解导致的，知识的缺乏不仅导致患者的自暴自弃，也导致了患者的亲属对他的惧怕与躲避。而要解决这一切，只有靠知识的普及。为此我在每周的三、四、五日上午，都会抽出半天的时间来接听艾滋病患者的咨询电话，解答他们的疑问，对他们进行艾滋病科普讲座。在面对艾滋病这个外人看起来感染和死亡风险极高的领域里，我已经兢兢业业，不计较得失地工作了几十年，能把接力棒交到下一代手里我甚是欣慰。我们做的都是分内的事，说不上是什么成就和贡献，我们只是合格地履行了身为一个医生的本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