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是我记忆中永远难以忘怀的岁月。那年我身处业务副院长之位，主管医疗、教学、科研，经历了一次大的传染病“非典”在全国，尤其是首都北京的暴发流行，这是我一生中印象最深刻，也是最难以忘怀的记忆。

虽然我当时已经年逾60岁，但在其位、谋其政，身先士卒，没有考虑个人安危，冲锋陷阵在第一线。我每天上午和晚上两次到“非典”病区里查看每一个患者，了解病情进展，向当班医生提出治疗意见，并安慰患者。当时我们医护人员的防护设备很简单，就是在白大衣外边加穿一件隔离衣，再戴上普通的帽子和口罩，就进病房查房去了。

在我院从2003年3月11日开始收治第一例“非典”患者，到大约半年疫情结束的日子里，我任专家组组长，亲自主持制定了医院的“非典”诊断治疗常规，三次易稿修订（后基本成为北京市的诊疗常规），在规范医院诊断、治疗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尤其是对于糖皮质激素的用量问题，吸取了我院既往在重型肝炎治疗中大量使用激素的教训，更没有照搬当时广州呼吸科大量使用激素的诊疗常规，而是亲自与时任302医院院长姜素椿通电话，共同商议将甲波尼龙剂量依病情轻重分别控制在每日80mg、160mg和300毫克以内，这对降低我院乃至北京市“非典”患者之病死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院医护人员、辅助科室和后勤全员的共同努力下，许多危重患者转危为安。我对本院不幸被SARS感染的12名医务人员更是关怀备至，经常查房，严格把控，使他们最终均获得康复。

“非典”期间，我多次接受卫生部、北京市SARS领导指挥中心之派遣，到最初就收治了大量患者的北京潞河医院等处参加会诊、筛查等工作。我是直接接触患者的医生中年龄最大的，但我始终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直到圆满完成任务。当时每天的北京新闻开头片中，均播放的是时任卫生局局长梁万年、朝阳医院童朝晖院长和我的身影，我代表着战斗在非典一线的佑安医院。

SARS疫情中期，北京市委部署要将全部SARS患者集中到朝阳医院等三家甲等医院收治。海淀医院当时只留有一个仍上着呼吸机的老年危重症患者，住在高楼病房的顶层，电梯停运，海淀医院轻易不敢往下搬动，后来不知怎么找到我解决问题。工作人员带着我一层一层爬楼，查看了患者情况，确实危重，我们只能抬着病人，又一层一层艰难地移到了地面，急救车将患者安全地转送到了朝阳医院。离开时，海淀区领导感动地向我竖起大拇指。

在SARS肆虐，我被隔离在商务会馆的日子里，我克服了爱人偏瘫无人照顾的困难，动员儿子每日往返圆明园至右安门家中，为我的工作分忧解难。疫情期间我爱人又患上带状疱疹合并丹毒感染，在这种情况下，我匆匆赶回家，为爱人打了一针，安排好治疗方案，并交给并不学医的儿子肌肉注射技术后又赶回医院，继续我的医疗、行政工作。我一直自觉践行着我最崇尚的，范仲淹书写的“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人生格言。时至今日，我还可以一字不差地背诵文章全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