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初，因北京市政府要重新组建第一传染病医院（现北京地坛医院），我们护士班提前结束了学业，20人留下参与组建医院，我们19人来到了第二传染病医院开始了临床实习。我被分配到第六病区。这是个收治轻型肝病患者的病房，病人大都是些年轻力壮的中青年人，大部分病人只是打针吃药，极少病人需要输液治疗。

记得我独立值夜班的第一天，为了防止病人外出不归，我早早地锁上病区走廊两端的门，开始核对第二天早上需要发放的药品和注射液。夜渐渐地深了，病人们也都陆续进入了梦乡。“噹、噹、噹”寂静的楼道传来轻轻地敲门声，这么晚了，谁会来呢？我迅速跑过去，隔着窗户望去，只见一个清瘦的长者，身穿白大衣，拄着拐杖，面带微笑站在昏暗的灯光下，我问道“您是？”，老人用和善的目光看着我，轻轻地说道“我是张兆统”，“啊！张院长，您好！请进”，我惊呼一声后连忙打开了病区入口门，跟随着张院长缓步来到护士站。张院长从白大衣右面的兜里掏出一块儿四方形印着图案的塑料布，慢慢的弯下腰铺在椅子上，看到我疑惑的表情，他笑着对我说“右面兜里装的是肝炎病房用的，左面兜里是杂病区用的，消毒隔离不能马虎”。我说“不用这么麻烦，我给您拿一块探视垫铺上吧”，“不用，还得送去消毒，我这个塑料布很好，污染面叠在里面，装在兜里随时能用，很方便”。坐下后，张院长细心询问病区今天有多少病人？有没有危重的？等等，当他目光扫向病房时，发现一个病房门口蹲着一个年轻的病人，不禁问道“这个病人怎么不去睡觉啊？”“这个病人是门头沟煤矿的，因恋爱问题受到刺激，他总是喜欢蹲在门口看我们干活”，我小声回答，张院长听后，表情凝重，加重语气说“你睡觉时一定要锁好门，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我笑着对他说“没关系的，您放心吧，只要他不回去睡觉，同病房的几个病友隔十几分钟就会找个理由出来转一转，我们值班很安全的”。张院长听后，放心地点点头，慢慢地折好塑料布，装回右兜，又要去转下一个病区。我送张院长到病区门口，目送着他拄着拐杖，步履蹒跚缓慢地消失在楼道连廊尽头的背影，心中无限感慨。这个儒雅的老头，敬业精神真是了得，全院十个病区外加一个接诊区，他每天一个不落的全都要走到，只为了医院所有病人的状况要了然于心。

三年后，因工作需要我调到了院团委任团委书记，也跟张院长有了近距离的接触，更多的聊天机会和更深的了解。留苏回来的他没有到大医院去任职，而是承担了组建传染病医院的重任，从医院选址，楼房设计图纸，病房内部设施，建章建制，事无巨细，他都一包到底。全院病房楼就建两层，有效地阻断交叉感染。严格的消毒隔离制度，避免了传染病在社会上的传播。他为我国传染病事业付出了多少心血啊！

张院长工作严谨，每天的行政交班会上，他都是认真聆听着二线、三线值班医生和护理总值班的交班报告。遇到有危重病人时，对治疗方案都要详细地问一下，而且连续几天都追问治疗情况，每天晚上查房回来不管多晚都要小结一下，需要注意和解决的问题第二天交班会上就会督促相关部门及时解决。为了严格落实全院的消毒隔离制度，他经常下临床科室检查，记得最好笑的一件事是后来的某位院长在他还是住院医师时，因为穿着白大衣到病房楼连廊中溜达，不符合清洁污染区域划分制度要求，曾被张院长追得逃到通过间（即进出病房的更衣室）的更衣柜里不敢出来的糗事，这个传说让我们开心了好长一段时间，也从心灵深处意识到传染病医院的消毒隔离一点也马虎不得。这件事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不仅肩负着医治传染病患者的责任，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

张院长不仅生活朴素，而且是个极为自律的人。他有病需要吃药时都是自掏腰包买药，包括他的家人，从来不花公费医疗的一分钱，所有医疗费用全部自理。不仅如此，张院长为了随时了解病床一线情况，几十年吃住在医院，即使在暮年行动不便时也总是自己到食堂打饭，从不麻烦别人，也不搞特殊化。简单的一菜一饭，吃的干干净净，不浪费一粒米。一身洗的微微发白的蓝色套装穿了不知多少年了。自打我第一次见到他一直是这身服装，里面的白衬衫领口和袖口也磨出了毛边，可是，不吸烟的他总是在上衣口袋中总是装着一盒好烟，碰到爱吸烟的老职工就递上一支唠会儿嗑。

有时我常常想，张院长是个民主人士，没有什么清规戒律约束着他，可是，他却自觉自愿地做好每一件事，自律的有点苛刻。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领导者的胸怀、学者的儒雅、医者的仁爱。他不是说的多好，做的多漂亮，而是润物细无声地温暖着周围每一个人，用他的行动感染着每一个职工。我也暗下决心，要成为这样的人，不谋私利，敢于直言，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直到退休，33年的从政生涯，我从团委到纪检，从纪检到党办，从党办到工会，其中还先后兼任过临二和机关党支部书记以及妇产科行政主任，都是以张院长为榜样，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做好每项工作。下夜班从不休息，工龄假基本也都奉献了，年年都超出工作日，深入基层关心职工生活，尽可能地帮助有困难和需要的人。深夜下暴雨，曾跟一同值班的李振民书记拿着手电巡视院内排水情况；改革初期，计算机才刚刚普及，没有绘图软件，为了郑东振院长能在北京市卫生系统改革经验介绍大会上展示我院改革成果的视觉效果，凭着自己的画画技能也曾和网络中心的崔保丽一起奋战在甲三楼狭窄的计算机室里两天两夜，愣是用线条一笔一划的画出了我院几部治疗仪器并制作成幻灯片；特别是非典时期，由于感染者剧增，我院刚刚装饰一新的艾滋病病区成为第二个收治病区。然而，短短的半个多月，就有12名医护人员被感染,赵春惠院长召开了紧急会议分析原因，我对比了两个病区。七病区是个要淘汰的病区，公共卫生间和开水房条件差，护士每天要在病人的排泄物中撒上氯液搅拌消毒后再倒在下水道排走，条件十分恶劣，收治病人一个多月没有一人感染，而新开辟的病区门窗都是新换的，每个病房还都有卫生间，条件这么好，为什么还会被感染？我琢磨着可能是新病区密闭性太好，不利于病毒的扩散，病毒弥漫在整个病区和病房，导致感染的高风险，而七病区由于楼道、病房撒气漏风，反而使病毒“挥发了”。于是，建议赵春惠院长改善病房通风问题，医院迅速安装了排风系统，此后再无一人被感染。在非典时期，我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安排好一线人员的生活起居，做好社会各界的来访、慰问等接待工作，以及后期的总结、表彰工作。想想在那段日子里，每天加班加点，甚至彻夜不归，还真是得到了锻炼，也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经历。

2011年我光荣地退休了，开启了晚年的幸福生活。回顾这前半生，我无愧我心，我要感谢对我从政影响最大的前辈——张兆统院长。是他的崇高品德和忘我精神影响着我，而今，每当我走到医院北侧的银杏树中张兆统院长的雕像前，仰望着那炯炯有神的睿智目光和慈祥的微笑时，我总会情不自禁说一声“张院长，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