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玙孩童时期的家族照（三排左一）

我读大学时正逢抗美援朝战争，魏巍的一篇《谁是最可爱的人》风靡校园。在那篇报道里，他详细描述了在物资匮乏的前线，英雄们全凭着一颗爱国心，为了保护祖国领土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读到这些，我们这群刚入校的医学生们都热血沸腾，铆足了劲想上战场当医疗兵。最后是老师把我们劝住了，说我们经验尚浅，应该夯实基础、锤炼本领，不能盲目地想着上战场。我反复思忖着老师的话：“一年级的医学生能够做什么呢?”同时在心中暗暗立志，我一定要努力成为一名医术精湛的医者。那个时候，我已萌发了入党的想法，希望等自己学成后，能为党和人民服务一生、奉献一生。工作后我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55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央结核病研究所内科工作。当时结核病还是一个比较高发的严重传染病，有些年轻医生不愿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而纷纷转岗，但是我坚持毕业之际填写的“愿意服从分配”的承诺，安心工作，做到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并最终与这个职业相伴一生。

到今天，我已在结研所从医66年，先后担任过住院医师、主治医生、主任医师及研究员，直至今天都在为结核事业工作。作为一名老卫生工作者，我永远不改初心，愿为人民服务一辈子。

在《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编委会后

马玙与钟南山合影（右一）

高中的时候，我深受英语老师金老师的影响，他的英语功底很扎实，创新的教学方式也令我们对英语很着迷。金老师指导我们将唐诗宋词翻译成英文，甚至在暑假时带领我们学习外语版《圣经》。

中学时代马玙（左）与同学合影

如果说中学老师在基础学业上对我进行了启蒙，那么到了研究所后，前辈们则在医学专业上给了我更多的启蒙和帮助。当时在结核界号称“南吴北裘”的裘祖源是我们的所长，他严谨治学的教学态度，直到今天依然影响着我。

记得当时有一份病历，我洋洋洒洒写了三大页，自己感到很满意，裘所长来查房时却在上面画了三个大叉，并详细指出了好几处问题。在那一刻，我才羞愧地认识到自己专业能力的不足。后来他专门给我布置了一个题目，让我写一篇“糖尿病对肺结核的影响”的文章。对于一个刚毕业且毫无经验的学生来说，这可是一个大难题。我跑到图书馆把相关的书籍都翻阅了一遍，经反复修改后写出了一篇综述，然后非常忐忑地交给他。裘所长看了半晌，说：“这篇文章写得不错，你以后就用这种态度学习吧。”我的专业知识正是在他的严格要求之下磨砺和积累出来的。

研究所的其他老师也是我前进路上的榜样。在结核内科主任明安宇教授的宿舍里，桌上、床上、地上都堆满了各语种的书籍。我去找结核内科主任严碧涯教授讨教，开门时她还在见缝插针地背英语。在炎热的夏天傍晚，大家都在屋外乘凉，我的上级医生钱元福教授却在家里一边哄着女儿一边坚持看书学习。有了榜样的示范，我也一直严于律己、坚持学习，努力跟上结核病诊疗进展的步伐，为患者做一辈子的功课，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与此同时，我身边的同志们也都以身作则不断地影响着我。一些家境贫寒的同志求学颇为不易，有的人背着一袋锅盔，有的人背着一袋红薯，有的人则背着一袋米来上学——这是他们一个月的口粮。尽管如此，他们却从不怨天尤人，而是发愤图强，愈挫愈勇，这种精神深深触动了我。正是受这些老师和同志们的影响，我也能游刃有余地挤出任何时间来读书和学习。我如今取得的成就，多数都要归功于一路遇到的名师益友。

马玙赠《从医60年》书籍合影

作为一名结核科医生，自然必须在本专业方面精益求精，把握学术发展脉搏，但只攻一科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不断地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才能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

科学是不断发展的，虽然我已到耄耋之年，但依然紧跟时代，努力学习新的知识。1980年到1982年，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进修两年。当时的中国适逢改革开放，我深感国家把我派出去学习很不容易。于是在那两年，我挤出一切空闲时间发奋苦学，以便将更多的结核知识带回中国。那时候美国朋友问我，你这么努力是为了让教授把你留在美国吗？我对他摇了摇头。祖国培养我这么久，还派我出来学习，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学成后回去报效祖国。

回国后，我开始进行结核病的免疫学研究，我们医院特地为我开设了单独的研究室，甚至给我派了一名助手，辅助我专心做研究。白天我在病房看病，晚上就努力将这两年所学的知识融汇于实验当中。在我有资格培养研究生后，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我和研究生们又在结核病的分子生物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完成了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获北京市科委、北京市卫生局科技进步奖共八项。

1989年马玙参加

内科主任查房示教发言

现代医学一日千里，但结核病的诊断依然不易。学无止境，我在临床上不敢有半点惰性。坚持学习，不断提高，是一名医生终生的功课。

1966年，党和国家号召医护人员“到农村去”，这在当时是一个开创性的举动。为了响应这一号召，我第一时间报了名。在那个缺衣少粮的年代，农村地区蚊虫叮咬、设备老旧、药品短缺的情况非常普遍，我们下乡的行医路就更加坎坷了。

有一次，我带队去一个偏远山村做结核病筛查，这个村庄在大山里，不通汽车，我们只能徒步前往，小型X光机则由骡子驮着。村民们看到我们一行人翻了好几个山头过来，特别惊讶，连连给我们竖起大拇指，说：“我们这个村在这么远的山上，就算是隔壁村的人上来一趟也吃力得很，你们还背着这么重的机器上山来，实属不容易啊！” 

那时候农村的条件很差，不仅环境比较恶劣，而且很多结核病患者甚至连基础的医疗费都掏不出来。有一位老乡看完病后没有足够的钱取药，便回家从鸡窝里取了鸡蛋，拿去合作社换钱给我们。从此，我们就把自己的零钱积攒起来，为拿不出药费的老乡垫付。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尽己所能，为民解疾。

曾有学者说：“为医者，有四大法宝。一靠专业技术魅力，二靠人格魅力，三靠温暖陪伴，四靠灵魂慰藉。”我曾经收到一位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寄来的感谢信，信的落款处写着“五十八年前被你治愈的病人”，短短几行字就让我感慨万分。作为一名医生，我的心愿就是能治好每一位患者，能得到患者的肯定，我也很受鼓舞。我时常也会跟我的学生念叨：“医生最大的敌人是冷漠，最有效的处方是爱和责任心。”

马玙收到感谢信

如今为了工作方便，我会在通州和爱人一起度过工作日的时间，周末才和家人们度过亲子时光。现在当我工作的时候，周围有很多年轻人，我感受着他们的朝气和热情，似乎心态也跟着年轻了很多。家里人对我有些不理解，一方面担心我的身体，一方面也希望我多陪陪家人。但我想说，胸科医院就是我的家，党和人民还需要我，我还要为实现消灭结核病的目标奉献余热。用有限的时间做无限的、有价值的事，才是我一生的追求。老牛自知夕阳晚，不须扬鞭自奋蹄。

马玙在门诊为患者填写病历

今年是我从医的第66个年头了，我也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博士与硕士，在我的实验室里还有很多正在学习的年轻人。为了给研究生和进修医生讲课，我经常要爬上六层楼，有时我也想过放松一下，但如果我一时的松懈被年轻人看到，就会引起负面影响。所以通常情况下，我都会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给年轻人带个好头。

如今在我们的实验室，晚上也时常能看到一两盏亮起的灯光，那些还在努力的研究生们很有我们当年的影子。看着他们，我就像看到了自己。因此，我也愿意把毕生所学的知识统统传授给他们。我很欣慰，在耄耋之年，我的很多学生已经成为全国各大医院结核专业领域的骨干和学科带头人。我相信，只要努力，我们的事业一定会前进，我们也一定能够战胜结核病！

马玙与研究生合影（前排右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