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初，在国家困难时期，也是传染病猖狂流行的年代。当时北京仅有一所传染病医院，显然床位紧张，压力很大。经北京市委市政府批准在右安门外建立一所新的传染病医院即现在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的前身—北京市第二传染病医院（简称“二传”）。北京市卫生局从几个医院抽调了张兆统、葛殿碧、吴仲康、李竹亭和我，我们五位同志组成了一个筹建班子。于1956年6月17日正式对外办公。

选址在城外西南角的右安门外。这里是右安门大队的一片菜地，建院时医院旁边便是粪坑，臭气熏天。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征收土地和迁坟。其中有十多户菜农，几十座无主坟墓和80余座旧坟，另外是菜地和苇坑。按照市政府规定，需要登报声明在一定期限内前来办理迁坟事宜，过期即按无主坟全部迁到郊区公墓，为医院开工创造条件。

在征用土地时，对于当地菜农，根据当时的政策是原拆原建——即用原房的材料按原样在另一处重建，这样就把他们的房子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为开工打下了基础。鉴于很大一部分工作对象是菜农，为适应他们的需要，打破工作常规，不分上、下午和星期天，我们都要进行工作。由于没有食堂和炊事员，只好去饭馆就餐。没有电源只好点煤油灯，没有水源只好去街心打水。喝开水用煤球炉子烧，煤球炉子还要兼做冬季取暖。由于不会使用煤球炉子，灭火是经常的事，冬季的室内温度可想而知。当时的工作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能为建设新的医院出点力，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当菜农逐渐搬走和无主坟迁走后，这里就成了一片废墟，既无水源又无电源，更无马路和公共汽车，晚上黑洞洞一片。夏季杂草丛生，冬季一片荒凉。当时，从右安门到医院只有一条羊肠小路，按照规定由我院负责解决“三通一平”即水通、电通、路通和场地平整。我们自行设计、自行施工，修建了从右安门到医院800米长的一条马路，为医院开工打下了基础。也就是说当时号称“亚洲第一”的北京市第二传染病医院是在一片废墟上，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设起来的。

1957年春，医院调来职工近10人，同时也有了一位炊事员，按照一般情况，应实行食堂制，吃什么买什么。当时考虑到人数较少，提供多种主副食容易剩下饭菜，经大家商量实行集体食堂制，即提供一种主食和1～2种副食，大家吃一样的饭菜，月终按平均数负担，同志们称这是共产主义。这样虽然有些不合理，有的吃的多、有的吃的少、有的甚至因故一天未吃，但大家没有任何怨言，而且非常高兴，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人员多了以后，便改成了食堂制。

1958年末，医院建设工程尚未全部竣工时，接到市卫生局通知，由于社会上出现了传染病，主要是小儿麻疹肺炎，为了收治麻疹肺炎患儿，决定立即开院。当年12月份就暂时开了两个病区共56张床位。来医院的病人中，有的急需用血，当时没有血库，只好临时找血源，几次找到我：“你是B型血请你献血200CC”能为抢救患儿做点贡献我感到非常高兴，所以随叫随到。不但我是这样，当时的同志们都是血库，随用随取。

建院65年的过程，是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医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特别是近几年来医院有了更大的发展。医院的基础设施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医院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地位也发生了质的飞跃。由建院初期单一传染病诊疗的传染病专科医院，发展到以感染和传染性疾病及慢性相关性疾病群体为服务对象，集预防、医疗、保健、康复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医学中心，并快速向研究创新型、资源节约型、人文和谐型医院发展。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世界上也有我们的一席之地，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然而，此时此刻，我们深切怀念四位建院初期的元老。他们是第一任院长张兆统、共产党员葛殿碧和吴仲康、李竹亭几位同志，他们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如果在天有灵，他们也一定会对我们今天的辉煌成就感到高兴的！

【学术会议预告】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积极参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肝病感染性疾病科学管理，增进肝病感染性疾病诊疗与防控领域的合作交流，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主办的北京佑安医院肝病感染性疾病学术大会暨庆祝建院65周年会议将于2021年11月25日/27日在京召开。

      本次大会将邀请多位国内知名肝病、呼吸与感染等领域专家进行主旨报告，并开设感染性疾病、感染性肝病、非感染性肝病、慢性感染与肿瘤、肝病感染性疾病药物治疗管理、肿瘤微创介入治疗、肝移植等7个专业分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