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桓英与父母

8岁时，我跟随父母到德国柏林生活。我向往自由，喜欢探索未知领域。在德国生活期间，我亲眼看到了西方医学的迅猛发展，对医学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5年，我在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1946年我前往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细菌学和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微生物学系助理研究员。1950年我成为世界卫生组织首批官员，先后被派往亚洲、美洲等地的许多国家，从事防治性病、雅司等疾病在贫穷落后地区的蔓延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对我的工作做出很高的评价。

在世界卫生组织

工作时的李桓英（左一）

那时候大家都非常羡慕我，认为我学历高、工作好，可是让我获得幸福感的不是这些标签和结果，而是通过自己的工作真正守护人们的健康。我在世卫组织一干就是7年，任期将满时，世卫组织想和我续签5年的工作合同，我却犹豫了。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祖国经历多年战争后百废待举，急缺人才。我想，作为中国人，我一定要尽快回到祖国的怀抱，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我毅然决然地拒绝了世卫组织的续约，瞒着父母，只身一人绕道伦敦，几经周折，终于在1958年从莫斯科回到祖国。

李桓英

当时我们全家已经移居美国，父母兄弟都希望我留在美国和家人在一起。得知我回国的消息后，父母专程来到香港劝我返回美国，但我坚持在祖国贡献自己的价值。没有想到那竟然是我与父母最后一次的见面，再次和他们“相见”是16年以后，我回到美国为他们扫墓。

1970年，我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工作，第一次在江苏省的一个麻风村见到了麻风病患者，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家安排我到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就职，从此，已经57岁的我和麻风病防治研究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这项工作于我而言是崭新的研究领域，但麻风病却是人类所面临的古老疾病，被认为是“不治之症”，患了麻风病的人，脸部毁容，手脚畸形，当时最“人道”的处理办法是把他们赶到一个偏僻的地方，任其自生自灭。对于麻风病，人们往往谈之色变，对于麻风患者遭受的疾苦和歧视，我感同身受。

20世纪40年代虽然有氨苯砜问世，但麻风病的治疗在世界上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1979年，我到云南省的麻风村做实地考察，见到几个深受麻风病折磨的年轻姑娘。她们本应该拥有青春的年华和幸福的生活，但却每天遭受着痛苦，眼神里透露着绝望，她们的家庭也因此陷入困苦。当时的麻风病防治工作还只注重实验室研究，研究成果往往不适用于实际。我深知只有深入到患者身边、进行非隔离治疗现场研究，才有可能解除患者疾苦、消除社会歧视。

80年代初，在西双版纳勐腊县境内的麻风寨，麻风病防治研究工作开始了。皮防站的两位同志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三个月的艰苦考察，探访到的都是秃手秃脚甚至老鼠咬了手脚都察觉不到、生产生活不能自理的晚期患者。我们的工作人员内心受到极大震撼，决心要治好这里的患者。随后，我把中国麻风病情况的详细报告递交给世卫组织，不仅收到了世卫组织援助的联合化疗药品、车辆等物资，麻风短程联合化疗项目也得以实施。

1983年，短程联合化疗现场实验正式施行，取得满意疗效。在此后十余年的短程联合化疗推广中，我带着申请来的免费药品奔波在云、贵、川等贫困边远地区，7个地州59个县镇的几乎每一个村寨都留下了我的足迹。由于山高路险、道路崎岖，在深入麻风病区的途中，我曾经4次遇险、2次翻车。情况最危急的一次发生在1989年，我们驱车前往四川西昌，汽车在翻越雪山时突然打滑，翻滚着掉进了十几米深的山沟里，我两侧锁骨和3根肋骨骨折，头部外伤缝合7针。那时我已经年近70岁，身边的人非常担心，但我开玩笑和他们说，按照我坐车的概率，也应该翻一次了，可是我觉得，麻风病没治好，老天爷是不会让我走的。

滑索道进麻风寨的李桓英

除了道路交通的不便，患者的不信任也是我们遇到的阻力。记得在云南省勐腊县的麻风寨工作的时候，不仅村民们认为麻风病不能治愈，连村长刀建新也对我们能否治愈麻风病表现出极度的不信任。刀建新是勐腊县原县委副书记，在1950年的时候被发现患上了麻风病，他因此失去工作，妻子和孩子也离他而去。但在我们挨家挨户为患者检查溃疡、耐心讲解治疗工作之后，村民们的态度由最开始的强烈排斥逐渐转变为理解接受，尤其是刀建新。

开展工作的时候，我从来不怕脏，手把手教给麻风患者防止皮肤破损溃烂的自我防护方法。教他们穿鞋，把手伸进患者脱下来的脏鞋里摸摸有没有沙子，再给他们穿上；患者家的水我仰头就喝，饭捧起就吃；患者试探着同我握手，我就拉着长时间不松；遇见患者，我总是拍拍他们的肩膀。麻风病患者说：“麻风病把我们从人变成了鬼，是李教授把我们从鬼变回了人。”我就是要同他们亲密地待在一起，让患者们知道我们不怕他们、不怕这个病，给他们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安全感。总会有人问我，你不怕得上这个病吗，我心里其实倒巴不得自己被传染上，那样就可以让你们亲眼看到我现在能治好它！

就是在这种工作方式的感染下，刀建新不仅接受了我们，还主动协助做村民们的思想工作，劝说大家服药接受治疗。但服药过程中又遇到了新的问题，新药刚吃上二十几天，有些患者的脸部就从发红变为发紫，由于药物副作用引发的恐慌，有些患者开始拒绝服药，甚至直接把药扔进水里。面对大家的质疑，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再次挨家挨户做患者的工作，告诉他们这是服药后色素沉淀的正常反应，开导并鼓励大家坚持服药。三个月后，患者的色素沉淀明显好转，心理上的恐惧被彻底打消，身体状况也慢慢得以好转。两年后，我们为村民进行复查，结果显示服药患者全部治愈且没有复发情况。

阶段性的成果总是令人欣喜，但麻防工作不能停下。我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工作不能因为怕苦、怕脏就不做，这不做那不做，我们身为医务人员的使命何在？”当时我国云、贵、川等地依然是麻风病流行的重灾区，在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大力支持下，这些地区相继开始推广实施短程联合化疗。30多年深入基层的过程中，7个地州59个县的1万多名病患被治愈，麻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现如今，全国麻风患者的数量从11万人降至不足万人，年复发率仅0.03%，远低于国际组织小于1%的标准。

李桓英（中）在曼南醒村的村口

1990年的泼水节，勐腊县麻风寨摘掉了麻风寨的帽子，作为一个行政村，被正式划入勐仑镇，我为它取名为“曼南醒”，意思为“新生的山寨”。刀建新组建了新家庭，儿媳妇是从三十里外的坝子上嫁过来的。村民们通过贷款种起了橡胶树，生活渐渐富裕起来，重新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附近其它村寨的孩子也来一起读书，原来受歧视的麻风寨孩子有了新伙伴。

我由衷地为他们感到欣喜，同时也为从事麻风防治工作的人们感到自豪，是大家用坚持和奋斗给予了麻风患者新的希望。爱国有道，行为有范，艳阳与阴雨，平坦与坎坷，都是对我们工作的最高奖赏。

由于我国在麻风病防治工作领域做出的成就和贡献，1998年第十五届国际麻风会议决定在北京召开，我被推选担任轮值执行主席。这次会议具有纪念现代麻风防治100周年的特别意义。会上，作为中国著名麻防专家同时身兼世界卫生组织第七届麻风病专家委员会8位专家之一的我做了《在云南实施麻风病防治特别行动计划》的报告。报告完毕后，与会的1000多名中外专家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我所领导开展的短程联合化疗和消灭麻风病的特别行动计划，被誉为全球最佳。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诺丁博士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全世界麻风病防治现场工作，你是做得最好的。”

2005年，“北京市李桓英医学基金会”成立，每年都选派一批优秀的中青年科技人才到国外访问学习。目前，已经选送200余人赴国外进修学习，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医学人才。

2016年9月，第19届国际麻风大会在北京召开，我荣获首届“中国麻风防治终身成就奖”。

入党当日的李桓英

同月，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申请书是这样写的：“在多年的社会生活和医疗工作中，我深刻领悟到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也正是在党的培养、支持和帮助下，我为广大麻风病患者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党又给了我很多荣誉和鼓励。我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愿意以党员的身份为麻风事业奋斗终生！”

入党和做研究一样，都是追求真理，医疗工作者就是要尊重事实、尊重科学，服务人民也是党员的基本职责。等到举行葬礼的那一天，希望我的身上能盖上中国共产党的党旗！

仍在工作岗位上的李桓英

在各级党组织的关心支持下，同年12月份，我与友谊医院年轻的医务工作者一起庄严宣誓，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现在的我仍然工作在研究麻风病的一线，同时为麻风病的研究储备人才，希望后继人才早日实现我彻底消灭麻风病的理想。我这一生，可以为消灭麻风病贡献出自己全部的力量，不虚此行！